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曉蕾 | 13th Aug 2012 | 專欄

如果有人問「在城市內種稻米,可以嗎?」但問題已不是可能與否,而是應否回答「可以」。如果我們將生存定義為「搵食」,而「搵食」又必須透過種植穀物來實 現的話,農作物就是食物的來源,也是香港人的命脈。然而香港早已告別這一切,自六、七十年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開始,香港人離農耕愈來愈遠;另一方面,建築 物愈建愈高,人距離自然愈來愈遠,甚至發展至屏風樓或各種與世界抽離的豪宅,違背了「搵食」的真義。

這可以說是陳曉蕾在《有米》 中道出的領悟,她一開始就提出一個譬喻:如果香港是一百平方呎的房子,那麼香港人就只能擠身於七格一平方呎的地板上,而其餘的地板中,有六十七格是綠色的 世界。她的結論尤其可圈可點:「城市的價值觀是香港的一切,然而實際面積佔全港還不到四分之一。」究竟我們怎樣無視這佔我們生活世界中大部分的大自然,並 設法與它隔離?

 
   
 

 

然而城市的社會關懷應該側重於平等資薪及福利、公民及政治權利、空間正義等有「前進」性的議題,而不是一種基於「審美」而被「懷舊」的農村生活。陳曉蕾討論的「有米」, 將「回歸農村」的核心意義定義為最基本的物質生活,而不是被抨擊為「中產意識」的環保觀念或健康食品。況且作者也沒有離開城市生活,書中為城市生活提出了 若干具體建議,例如少開冷氣及以電風扇驅蚊,在大廈天台及住宅內種菜及藥草,在家分娩以免爭醫院床位,甚至藝術家龐一鳴的「就係唔幫襯地產商」行動等,這 些都是城市人可以做到的。

香港有「農」不成「業」

作者枚舉了大量務農的例子,既有世代務農的,也有放棄城市中產生活的,亦有從內地來港輾轉從事農耕工作的。這些菜農和果農經營著一種被視為「邊緣」的事 業,然而這片藍海長做長有,而且基本上不會成為對方的競爭對手。可惜的是,這些怡然自樂的農夫,雖不曾關心反高鐵、菜園村等社會性議題,卻也成為規劃政策 下的犧牲品,在防污規例、工程徵地、地產商收地等因素下,被迫走上梁山,成為社運的一分子。作者說:「各式各樣背景的香港人,拿起了鋤頭,有的想得好大, 希望改變社會,有些只是卑微地換取一口飯,可是在愈來愈極端的天氣下,種什麼都不容易。」其實社會氣候也愈來愈極端,長沮、桀溺當不成,只能站出來抗爭。

不過,《有米》的作者不單要分享這些「故事」,她也與讀者分享這些 農夫的技術。甚麼是有機農耕?其實大集團以外的自僱農夫已是有機農業的持份者。但香港農耕的頹唐卻是近半世紀以來自願放棄的結果,論者咸認為香港的有機農 業條件沒台灣的成熟。作者在〈青松米〉一章談論宜蘭農夫自種米的時候,回顧一個事實:香港自六十年代已放棄種米,來港難民種菜是擠不進工廠的次選。陳曉蕾 接下來問:「如果嚮往農村,怎會來到城市?」八十年代以後,內地菜傾銷,於是本港田地荒涼,導致二、三十年來的農業斷層。直至內地造假食物危機爆發,健康 飲食漸漸進入社會議題,方才有人想到在本地耕田種菜,可是已沒有別人的發展經驗,更沒有別人的技術和知識。

正如書末訪問《鄉間小路》編輯時其中一位編輯說的,香港有「農」不成「業」,農業先被工商業、再被金融地產業排擠,如今又被政府以發展、圈地為名搶奪了土 地;香港的農民成為了「散兵游勇」,農業沒有視野,政府也不予重視。保衛菜園村的風潮後,似乎有人提出「振興農業」,但社會經濟條件不變,有志者生活無著 落。也許《有米》不單要為我們展示今日香港農業的艱難景象,還要鼓勵更多人關心這一行業 的承傳,因為香港社會對農業已幾乎完全忽視了,但農業就是我們的飲食,也是我們生活所依賴的,這其實也關乎我們怎樣恰當地使用土地。如果仍有人問「在城市 內種稻米,可以嗎?」那麼答案或許應是另一個問題:「在城市內生活,可以嗎?」

■文:彭礪青